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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日期：2024-08-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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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14日，樊纲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、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）、陈启宗（恒隆集团及恒隆地产荣誉董事长）、陈淮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城乡建设经济系教授）、陆挺（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）在“2024博鳌房地产论坛”探讨中国经济的向上之路。
（以世界发达国家、发展中国家等一些经历过高增长和低增长的经济周期的经济体来看，“挑战”存在于任何时期，它有负面的影响，它也能激发出新的动能。回顾近代世界经济史，提到日本和一些其他经济体时，“失去多少年”是总会拿来讨论的话题，我们也试图从更多面的观察中得到启发。）
陈淮认为：到现在为止，日本经济是高质量的，它的产业结构、技术研发能力是世界一流的，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是世界一流的，日本的保障制度、基础设施到今天为止是世界一流的。
（20世纪90年代至今，）日本涌现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一大批知名的企业和品牌。包括汽车、家电，包括日本的新干线也是这时候建成的，日本老百姓的住房从0到1，从1到2的过程中，就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。
（我们）要去看哪些国家失去了20年、30年甚至40年，哪些并没有真正失去。看日本今天的老百姓的生活、就业情况。
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转折，其中也包括全世界以及中国的生产力的进步。我们的新质生产力是生产方的发展，而我们的着力点不仅在供给方、生产方，而且还要在消费方。
陆挺说：事后来看，日本政府有没有可能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做得更好，日本政府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一点？
第一，是它应该下决心出清房地产，出清它的银行业。日本房地产的顶峰是在1990、1991年的时候，它的底部是本世纪前10年，如果不考虑全球金融危机对日本房地产的影响，大概是在2005、2006年的时候。日本的银行业、金融业什么时候的坏账是最高的？大概是2003、2004年的时候，银行坏账率是8%左右。
日本在90年代有没有爆发过很严重的金融危机呢？其实也没有，没有什么大的银行，特别是头部大的证券公司的破产，所以日本并没有发生这样的金融危机，但实际上后面也导致了出清的过程相对确实是（时间）比较长。这是日本的一个教训。
另外一个教训是在那10年，恰好日本在全球化浪潮过程中快速的全球扩张，但是日本在一些高科技行业，确实不如它在1970年代、1980年代能够抓住时代的脉搏，（没有）挤进高端的互联网、芯片行业，有一些产业流到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。
如樊纲讲，日本在1990、1991年，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，城市化率80%左右。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，我们的人均GDP现在才12000美元，发展潜力很大。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66%，而且当中很多人是没有户籍的。这是我们的优势，我们的基础还比较薄弱，我们只要处理得当，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。
（那么，）我们在治理中国的经济、处理中国的经济和房地产问题的时候，需要更加注意（些什么）呢？
第一，是我们的房地产如果有泡沫的话，这次的萎缩不仅仅是在大城市，实际上更多是在中小城市。问题更多是在住宅方面，当然商业地产现在也开始有些问题。
日本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几大都市的商业地产问题，我们还有大量的保交楼。
第二，当年日本（面对）的贸易战是比较纯粹的贸易战，1990年代的日本面对的地缘政治问题不严重，反而那是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，所以日本在美国、欧洲等等很多地方设厂没有很大的问题。
陈启宗道：每个国家走过的路是不可能完全一样，因为国家的环境不一样，中国有14亿人口，而且是从非常穷困的地步很快发展起来。从不同的角度当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，但是中国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，因为之前也没见过同样的情况。
总体来说，中国走过这40年的发展，包括房地产行业的发展，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，不过难处也是很多的，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解决，可以学习别人的一些原则，但是具体的做法没办法学。
中国香港房地产跟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完全（不同）。我们可以参考别人的经验，从而帮助自己，但香港是怎么走出来的跟内地怎么走出来，完全是两回事。
樊纲表示：日本的经济学家、日本的企业家说他们（自己）失去了多少年。他们失去多少年的概念是说少挣了多少年的钱，他们的GDP总是零增长、负增长，利率都是负的，这么多年过来确实也不容易，因此他们的企业家认为自己少挣了多少（年的）钱。
（但）日本克服危机，它的能力更强一点，面临的情况更好一点。
日本60年代以后的发展是重新崛起的过程，它的教育水平、体制、法治结构、科技水平、企业的制度，很完善。所以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，要恢复比较容易，而且他们走出去的能力很强，很多企业走出去了，它的GDP虽然一直没增长，但是GNP有增长，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在挣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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